记者◎蔡崇达

　　直到2003年，当韩寒的名字出现在赛车排位名单上，才有人开始知道那个1999年一举成名被当作“现象”的韩寒在这些年里到底做什么去了？但是即使这样，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把他赛车当作玩票，而对他的写作，更多人觉得他应该会慢慢放弃。

　　没有人想象得到赛车在韩寒成名后的重要——12月22日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工作会议上，宣布获得中国量产车赛1600cc组车手第一名是北京海淀驾校锐思车队王少锋，第二名就是上海大众333车队韩寒。在这个消息出来不久，许多娱乐记者收到一张小唱片，里面是韩寒作词和演唱的《叛徒》，唱片公司还放出话，年底就要推出专集。在此前，他刚推出了赛车日记《就这么漂来漂去》和长篇小说《一座城池》。《一座城池》首印数高达50万册，是榕树下宣布以200万元现金或高达20%的版税签下的——这个价格甚至比他之前的一些书都要来得高。

　　事实上，1999年成名和成名之后的暴富确实改变了韩寒，当时一个17岁的孩子仿佛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这个命题在6年之后，韩寒交上的答卷看上去似乎不错。记者在上海接触的另一群“80后”作家们承认，他们很多人羡慕韩寒的状态，不仅在于他可以因那么有钱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是因为“他现在似乎活得特别明白”。有人说了这么一个比喻“生活像是那辆赛车，现在不仅有钱让他变得很快而且驾驭住了”。

　　现在的韩寒很真诚地相信自己应该是青年人很正面的楷模，因为“我车开得好，写作好，我踢球也踢得好，篮球也打得好，桌球也打得好，还有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吧，生活健康，而且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把它们都做好了”。

　　接受采访前一天，韩寒才刚刚装了MSN，他向记者强调，这上面就10个人，而且估计不会再增加了，因为他想最好不要再认识新朋友。以前他是拒绝装聊天工具的，也不愿意装座机，想一个人不让人吵就关机，可以接受和外界的联系就开机。而且一般他很少主动打电话给别人，他告诉记者，一个星期打出去的电话可能是零。打给朋友呢？记者追问。“当然也是零。”他说，“我习惯一个人。”

　　见记者前，他刚刚吃过一碗泡面——这是他最常吃的主食，如果没有赛季，他最通常的生活就是到中午过后起床叫外卖或者泡碗面，一个人在家里打打桌球，上上网——只看新闻，最多出趟门到报刊亭买些杂志，到便利店买点日用品，要不就不出去了，然后看到晚上，睡觉。

　　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不是太好，但也不能抱怨，如果像我这样还抱怨会被人说矫情”。他说他感觉自己很幸运，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尽量回老家上海金山县看望爷爷奶奶和父母，“也因此我常常看到邻居为了因为今年农业税减免了几百块或者收成好了多少高兴好几天，我知道那种真实的辛劳。我现在可以比别人有机会过上舒服的生活，但是有这种感觉，一个东西我们很想拥有，但拥有了就觉得不一定太有意思。所以虽然我也想过一种健康的生活，但是没有谁一开始就知道什么才是所谓更健康的生活。”

　　现在韩寒的脸上写满他的经历，摘下太阳眼镜可以看到右眉头上的疤痕——那是开赛车留下来的。他的穿着也很符合他现在的生活，外面是一件黑色束身的皮衣，里面是V领的书卷气很强的白色毛衣。刚走进来的时候感觉就是个车手，脱掉外套坐下来时候才重新确认他也是个写东西的人。

　　关于从1999年到2002年几乎找不到关于韩寒的新闻也看不到他的作品，韩寒的解释是1999年出完书，要说的东西都说完了，还有个问题是，那次突然成名后“刚开始不知道怎么生活”。

　　1999年《三重门》出版后，他离开了学校。“因为当时有个想法是，自己想过得开心为什么要照别人说的样子做呢？”事实上，当时学校还特意给他准备了一间宿舍，不过他还是和学校友好分手。离开学校后，“我哪里也不想去，就回了老家”，在那个上海郊区，他整天骑着一辆摩托车，吭兹吭兹在小镇里逛，找人聊天，买买碟片窝在家里看。终于有一天，片子被看得差不多没了，他也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无聊到不行了，而且最主要的是“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想做，但总觉得自己应该至少做些什么。毕竟有能力了，总不能浪费”。他对混圈子、泡酒吧什么的又不感兴趣，琢磨了一阵，后来想起童年时候有个愿望，就是开赛车。

　　所以韩寒就到了北京，“可能是因为感性上觉得北京大”，而且“上海高架上没有什么转弯，难得有个转弯如果超速或者车的动态发生了一点不稳定下场就很惨”。当时他是很冲动，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事先联系人，他给记者提出的毫无准备的证明是，他很唐突地在1999年5月1日到的——因为节日当时整个北京塞满旅客。他逛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房间，最后“我在长安街上找了全国总工会的招待所，好大的招牌，进去了之后才知道，地下室才是这个招待所”。那晚他就睡在一个房间好多张床的招待所里。

　　然后他就开始在望京小区租了个房子——因为旁边的路宽敞，可以练车。“一开始学开车，开着开着想改装了，开进那种改装店，然后就认识那群想改装车的人，也就是想玩车的人。”他认识的是极速改装的老板苏阳和他身边那群搞车的人。当时他们的训练方法就是“飞街”——就是在街上和所有车比快，逮住一个是一个。“那时候的北京也开始出现另外一些虾兵蟹将，开着各种好车或者改装了几张贴纸和排气管的号称改装车，我们一旦遇到就群起而废之。”那时候的唯一苦恼是自己觉得还不够出名，“有时候我被交警拦下来，我倒希望他认识我，但是他不认识我，该扣三分还是扣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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